作者｜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技术和人口等领域的经济史研究，曾任经济史学会主席，并主编《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
启蒙运动和早期秉承重商主义传统的学者非常关注对外贸易和支付、帝国经济等重要议题。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均承认，国际贸易对英国经济非常重要，但是他们在贸易如何影响财富，以及哪种政策恰当等问题上看法迥异。现代学者同样也非常关注这些问题，只不过他们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对外贸易发挥了何种确切的作用？大英帝国在本国经济成就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工业革命是对外贸易的产物吗？依据当时的标准，除了战争时期外，英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一个经济体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通常更具活力和增长潜力。但这绝不代表着，对外贸易（无论归功于殖民地政策或其他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引发了”工业革命。一些学者坚持这一观点。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根基”吗？技术变革和生产力提高带来了大量的贸易，而不是反过来。有鉴于此，尽管现代工业和对外贸易齐头并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推断出任何因果关系。鉴于英国至少完全依赖于原棉进口，提出如果英国是一个封闭型经济体，结局是否会截然不同这样的反事实问题意义并不大。对于工业发展而言，棉布出口也非常重要。工业革命扩大了贸易。得益于纺纱和其他棉纺织业的技术变革，棉布价格下跌，原棉需求因此迅速增加。在供给侧生产力提高或产品质量改善之后，许多纺织产品在世界市场更具竞争力，进而出口至国外。如果工业革命仅仅局限于棉纺织业，那么有关开放极其重要的论点不容置疑。不过，工业革命远非局限于一个产业。如果没有棉花，工业革命仍然会发生，只是它的具体形式会有所不同。那么，英国对世界开放是如何帮助它取得经济成功的呢？当然，建设一个全面开放的经济，确保贸易和流动不受阻碍，这只是一个启蒙理想。启蒙运动的理想是建设一个国际性、普适性（universalist）、进步导向型的经济。但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仍是一个受重商主义观念支配的帝国。通过专业分工以及进口各种原材料和物资，贸易增加了资源。这些原材料和物资包括美国的棉花、加勒比海地区的蔗糖、加拿大的木材、大西洋鳕鱼，以及先后从瑞典和西班牙进口的优质条形铁矿石。英国人从境外地区进口自然资源，这些地区有时被称为“鬼田”。在需求侧，英国经济对外开放，与世界其他地区开展贸易，这意味着相比封闭型经济而言，英国制造品的进出口比价（相对价格）下跌速度要慢得多。尽管如此，在1815年之后，进出口比价的确下跌了，只不过下跌速度慢于封闭型经济。在这一方面，经济开放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对于技术进步最迅速的商品，最狭义的贸易防止它们的价格下跌过快。哈利因为这一效应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如果英国自给自足，它仅会损失约6%的GDP。此类估计采取极简主义的方法，可能忽略了贸易一些更有趣的影响。进出口比价的变化首先意味着，英国人与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分享聪明才智带来的好处。但这不能证明，没有外国需求，英国就不会出现工业革命。决定进行创新的是企业家，而不是整个工业。每位生产商对商品价格的控制力很少或者为零，他们只是希望胜过竞争对手。无论是封闭型或开放型经济，创新都会出现，只不过前提是它拥有足够的竞争力。然而，在封闭型经济中，创新部门的利润耗尽得更早，因此它们能达到的最终规模会更小。有鉴于此，对于英国创新而言，开放型经济必然是一个积极的因素。芬德利和奥罗克合乎情理地指出，如果没有贸易，工业制成品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可能会下跌得更快，从而拖慢增长进程，导致增长速度远低于实际速度，1815年之后数十年的情况尤为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爆发类似于马尔萨斯危机的事件。近期有学者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反事实研究，计算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只是我们因此不能推断认为，如果英国完全依赖于国内市场，工业革命根本不会出现。在开放型经济中，技术进步的一些好处以产品价格下跌的形式，转移给了外国消费者。在封闭型经济中，本国消费者独享技术进步带来的种种好处。英国经济对外开放，持续不断地关注来自国外的竞争，从而激励它提高效率，进而提升其经济表现。在1773年，马修·博尔顿写道，伯明翰制造商通过机械化和提高效率，就能够打败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文艺活动组织者伊丽莎白·蒙塔古夫人在1771年致信博尔顿，敦促他“在品位方面胜过法国人一筹，并且推出实用的发明和精美的产品，为祖国增光添彩”。乔赛亚·韦奇伍德怀疑他们能否“在伯斯勒姆征服法国”。他和博尔顿同为月光社会员。我们不清楚，与外国生产商竞争是否有别于与本国生产商竞争。不过，英国人对外国竞争对手感到担忧，这确实影响了政府的创新政策。
然而，从长远看，开放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是从海外引进有用知识和理念，从而产生有益的影响。这些知识和理念包括拉瓦锡的新化学、菲利普·德·吉拉德的湿纺工艺，以及注射天花患者的血液能够让人获得抵抗天花病毒的免疫力的理念（在18世纪20年代从奥斯曼帝国引进）。贸易创造了所谓的曝光效应——当英国进口印花棉布、瓷器等海外商品时，这些商品作为聚焦装置，向本地民众展示什么是可以实现的。英国人首先模仿抄袭，然后改进。开放不仅局限于贸易，它还涉及英国公民前往海外，阅读翻译成英语的外国书籍，接待外国客人，同时学习外国生产工艺。在1792年出使中国的前夕，马戛尔尼伯爵认为，对于现在成为英国文明标签的所有重大发明，中国人其实早已了解掌握；尽管“他们中间的一些实干家能够在数年内获取大量的信息，但是如果勤勉积极的英国生产商能够掌握这些信息，那么大清帝国的总收入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英国人有意愿有能力吸纳其他国家的理念，并利用海外资源。一些学者因此声称，工业革命完全是其他国家努力的结果。有人提出“英国工业化的中国起源”论，将英国描述为“模仿他人的后发国家”。此类观点言过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误解。提出此类观点的学者热衷于揭露和贬低他们认为的“欧洲中心论”。英国工业革命在世界各地获取技术灵感，例如中国、南美、非洲、欧洲其他国家。但一个事实无法改变，即在1850年之前，相比发源地而言，英国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创意。约翰·法雷带着几分自豪之情指出，外国发明在英国得到改进后，即使再回到起源地，也不可能像在英国一样得到广泛、有利可图的利用。不过，欧洲取得了许多独创性突破。下列说法根本就不正确，即中国人差一点就发明了蒸汽机。尽管中国人可能对大气压有着直观的感受，但是没有记录显示他们发现了纽科门蒸汽机得以运转的定律。中国技术问题专家李约瑟指出：“纽科门……似乎要比（人们以前认为的）更有独创性，并且更加欧洲化……他脱颖而出，成为欧洲现代科技史的典型代表人物”。工业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是，相比创意源自何地这一问题，如何调适和改进它们，特别是如何利用它们为企业家赚钱，并“改善人类日常生计”更为重要。英国贸易和长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个更为微妙但更具说服力的机制。这一机制基于下列观点，即在1450年之后的数个世纪中，贸易扩张（最终归功于船运和航海技术的改进）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具体而言，人们认为，在大西洋海港和周边地区，贸易创造了一个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包括商人、工匠、财务代理人等；他们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长期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商人、造船师、保险经纪人、财务代理人和其他中产阶级成员要求政治让步（political concession），要求自身财产得到保护，并尽可能地改变长期政治局势。关于这一论点，艾伦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际贸易帮助提高了英国人的工资水平，从而刺激了劳动节约型技术变革。英国存在一个以城市居民为主的中产阶级，这是1700年之后英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但长途贸易对中产阶级的发展产生何种确切的影响，仍有待确定。毕竟，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参与长途贸易，且经历了中产阶级的崛起，但是它们的中产阶级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在1500年至1750年期间，中产阶级和城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长途贸易的产物？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农业变革、国内贸易、制造业技术进步等国内因素？此外，商业利益集团索要特权、垄断和排他性权利。它们无异于让英国陷入重商主义寻租型经济的均衡状态，而这是一条经济死路。那么，为什么英国没有出现这一状况？当然，英国对外开放，这本身并不是由命运预先决定的，而是政治、文化、制度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也可归因于地理因素。在重商主义时代，英国政府奉行一系列政策。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些政策似乎自相矛盾。英国政府旗帜鲜明地支持长途贸易，例如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利用武力保护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商业机会。与此同时，它为了维护国内寻租游说团体的利益，依然沿用保护主义的做法。《航海条例》（直到1849年至1854年方最终被废除）、禁止机械工匠移居国外和出口机械设备的规定（不过似乎成效不大）就是例子。《谷物法》和其他关税在一定程度上旨在保护地方利益，同时多少也是一种政治举措，用于区别对待敌（通常为法国和荷兰）友。强硬的“蓝水”政策导致英国屡次卷入与欧洲大陆或北美的军事冲突，扰乱了正常的国际商品流通，不过，此类战争并未像1914—1918年的一战一样，引发贸易全面崩溃。殖民政策是否正如重商主义者认为的，保护和刺激贸易发展，抑或导致贸易成本大幅上升，从而最终阻碍了贸易流通呢？1700—1850年，英国政府在对外贸易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对贸易进行监管、控制和征税。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商业政策维持着重商主义思维倾向。这些政策是否激发了工业化？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国进口保持增长。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英国大部分新增的工业产出一定程度上属于“进口替代”，即海外本来能够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但因为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原因无法进入英国国内市场。这其中包括棉布、亚麻制品、丝绸、纸张、玻璃、陶瓷、染料。不过，许多关税扶持着本国替代品。因此，本地酿酒商强烈支持对法国红酒征税。自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家总体上对此类政策持悲观态度。他们意识到，尽管保护主义措施有利于一些行业和企业主，但是它们最终可能损害消费者的经济福利，而且可能导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行动。一些史学家，特别是已故的保罗·巴洛克认为，保护主义可能对工业发展产生有益的影响；同时它确保创新企业家能够占领国内市场，因此可能是工业革命的一个积极因素。此类论点很难予以证明：如果没有保护主义，技术创新会怎样？很少有人指出，在完全封闭的经济中，工业革命同样能够快速向前发展。如果英国希望出口工业产品，那么它同时也需要进口产品。有人可能会指出，如果英国允许进口免税棉花等原材料，同时禁止进口棉布，那么国内制造商就会扩大生产很容易受技术进步和“干中学”影响的产品，因此相比充分自由贸易型经济而言，英国的创新活动将会更多。不过，在很多年里，英国在棉纺织品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而这正是因为它相比其他经济体而言更具效率。在1790年之后，原棉进口增长惊人，这无疑是棉纺织技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与此同时，保护政策可能意味着国内市场竞争程度更低，生产商提高效率（或者进行创新）的压力要小。例如，《棉布法》禁止进口和穿用印度印花棉布，这是否鼓励进口替代，最终推动英国棉纺织业实现惊人的发展？抑或如果英国棉纺织业面对印度廉价纺织品的激烈竞争，它仍会取得重大发明，且创新速度更快？纺织细支棉纱的创意无疑源自人们观察从印度进口的手工纺织品。保护主义不仅阻碍竞争，还将创新拒之门外。《棉布法》最终于1774年被废除，当时正值棉织业机械化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证据证明，当时这一立法很重要。英国机纺棉织品要比印度生产的任何棉织品更具竞争力。正如我们看到的，对国际贸易而言，启蒙运动的意义在于，人们认识到贸易是正和博弈，且这一观点慢慢取代贸易本质上是零和博弈的重商主义假定。对外贸易曾是重商主义寻租活动的核心。《谷物法》于1670年出台，并在1815年死灰复燃。此类法律是寻租地主取得的最大成就。许多其他关税有着明确的寻租动机，也就是不惜损害生产商或消费者的利益，将资源转移给坐享其成的人。《航海条例》强制规定进口商品只能由英国船只负责运输，以此让英国托运人和相关辅助服务行业受益。农业补贴制度是揭露英国商业政策寻租性质的极佳例子。自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执政以来，这一补贴制度一直属于《谷物法》制度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补贴制度，英国政府为它的主要选民大地主提供补贴。奇怪的是，大多数计算结果显示，尽管英国是谷物价格最贵的欧洲国家之一，但是由于政府提供补贴，英国在1760年之前一直都是谷物出口大国，特别是相对于荷兰而言。政府补贴扭曲了市场运行，损害了英国消费者和制造商的利益。消费者在购买面包时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制造商也不得不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由于荷兰竞争对手能够购买获得补贴的英国麦芽和大麦，英国蒸馏酒酿造商和啤酒酿造商的利益也受损。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反其道而行之，试图设定最高价格，以此防止城市爆发粮食骚乱，不过，这种做法同样会产生扭曲效应。这属于重商主义政策导致的愚蠢行为。在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支持者主张推行内部自由贸易，同时继续为对外贸易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大卫·休谟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明确。许多其他的启蒙思想家，例如苏格兰人詹姆斯·安德森（1739—1808）发挥着重要作用。安德森极大地影响了杰里米·边沁的态度。在后期阶段，启蒙运动在后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启发和指引之下，将自由主义扩展至对外贸易领域。诚然，在这一问题上，斯密和他的追随者可以向许多先驱者学习，例如尼古拉斯·巴尔本和雅各布·范德林特。这些先驱激烈地批评重商主义思想和政策。但自由主义的胜利姗姗来迟，通往自由贸易的道路漫长崎岖。当然，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启蒙思想对自由贸易运动的影响力是不容置疑的。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支持自由贸易。一种原因是有人支持建设一个杰斐逊式的“美德”共和国。这在英国具有浓郁的宗教含义。另一种原因是有人希望在和平、互利交换的基础上，打造世界经济秩序，让稳定的公民社会实现全面繁荣和进步。这是威廉·赫斯基森等人所持的观点。关税和运输成本以对称的方式运作：两者都是向海外运输货物的成本。当运输和贸易成本达到特定水平时，人们预期削减关税能够增加贸易额，并改善国民福利。这一基本洞见在1750年属于异端邪说，但在1820年之后就成为流行观点。这一切来得并不迅速。从许多方面而言，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意味着，受启蒙运动启发的政策在前进道路上遭遇了挫折。1815年，当反法同盟战争结束之时，英国关税极高，且《谷物法》死灰复燃。此外，它需要摆脱新重商主义思维的影响。英国与美法两国交战导致这一思维短暂地死灰复燃。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依然势力强大，拒绝让步。当然，地主是这场论战的主力军。他们坚称，在战争期间，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诱使他们在农业资本方面进行大量投入，因此他们有权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不过，并不是只有地主这样想。自17世纪末以来，英国对红酒征收高额关税，有效地将法国红酒拒之门外（由于是按容量征收关税，因此对法国低度红酒的影响大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红酒）。其结果是英国人在18世纪学会喝啤酒和度数更高的酒精饮料。1696年，英国征收高额关税的目的是削弱法国，这是重商主义零和博弈世界观的一部分。到了1815年，这一观点开始式微，不过啤酒酿造商和蒸馏酒酿造商仍是不容小觑的势力。在随后的数十年中，自由贸易者缓慢但逐渐地取得胜利，关税逐步取消。不过，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数十年中，“自由贸易经济”才得以全面崛起。当然，自由贸易最终能够获胜，经济利益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一项高尚的事业很少能成功，除非一些人的利益与之息息相关。不过，存在冲突的利益群体不得不在“权力走廊”一决胜负。我们不能认为经济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是无法证明、难以量化的，因此不重要，这一观点毫无根据。既得利益集团和代表他们的游说团体经常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推动制度变迁。不过，理念和说服力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个游说团体能够成功说服未表态人群，而其他游说团体则不行。英国经济夹在两个群体之间，一方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经济，另一方则认为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是有必要的。这些群体并非相互排斥。一些利益集团表面上为其他集团争取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却是利用诡辩法，为自己争取特殊待遇，这和今天的情况极其相似。皮尔等多位自由贸易支持者发现，出于实际原因，需要开设特例。皮尔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内支持自由贸易。总体上，启蒙运动支持通过自由市场，推动经济活动的合理化改革。但它并不是以一种声音说话；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启蒙运动领袖承认，自由放任经济存在模棱两可的地方，且与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经济不相容。总之，在18世纪末之前，英国奉行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但是保护主义这一庞然大物的盔甲开始出现数道裂缝。1786—1792年，英法贸易自由化昙花一现，但很快，1793—1815年的战争和封锁导致两国贸易中断多年。紧随战争而来的是一系列高关税，例如英国声名狼藉的《谷物法》死灰复燃。但在1815年之后，由于后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再加上新兴工商业精英阶层的政治权力与日俱增，新自由主义慢慢得势。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推行自由贸易，不过直到40年代末，这一努力方取得显著成效，《谷物法》和《航海条例》因此被废除。正如我们看到的，自由贸易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涉及财政考量、国家安全问题、有关收入分配的辩论，以及对粮食供应的担忧。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论者，如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以及1815年后的自由派托利党人的职业生涯，代表着经济利益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混合体，最终为自由贸易赢得了胜利。自由贸易前进的道路漫长崎岖。经济思想可能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了影响，1773年《伯克法》就是一个早期的迹象。这一法律对《谷物法》进行修正。自15世纪以来，《谷物法》一直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法律制度中。如前所述，欧洲历史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情况是，启蒙运动触发的种种事件致使英国启蒙政策严重受挫。英国人对雅各宾派引发的政治动荡感到担忧，并且害怕法国人入侵英国，从而导致许多方面出现倒退。战争导致价格和资源配置发生变化。具体而言，战争推高了农产品价格，英国地主因此大力投资于农业，希望从中获利；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和欧洲大陆制造业者一样，要求获得保护。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英国于1815年出台新的《谷物法》。1842年，皮尔对这一制度进行调整，之后被废除。意识形态对政策的影响极为复杂，商业政策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正如约翰·奈证明的，依据非常合理的标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英国算不上自由贸易国家，它的关税保护率总体上要远远高于法国。不过，这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启蒙理念未产生任何影响。诚然，在1815年时，英国的平均关税率（计算为总关税收入在进口中的占比）远高于法国。不过，这主要是因为英国税赋重，而且政府当时决心偿清国债，发现海关关税收入来得方便）。在1820年至1850年间，英国平均关税率从60%左右下跌至20%，因此到了19世纪中叶，英法两国的关税率相当。英国的重商主义观点和保护主义利益集团依然强大，并顽固抵抗，但从长远而言，它们注定要失败。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遵循斯密和李嘉图颇具影响力的著述，帮助说服政治家摒弃鲁莽的重商主义做法，并扩大开放。当然，英国缓慢、不情愿地摒弃保护和管制措施。但太多的既得利益势力会因此利益受损，所以在废除这些措施时，它们必然会进行反击。不过，启蒙运动留下了大量的意识形态遗产，此外工业中产阶级日益自信。在1815年之后的数十年中，上述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日益有力的影响。英国缓慢、有时不情愿地放弃了重商主义，接受了启蒙哲学家梦寐以求的世界性开放政策。到那时，英国已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世界各国尊敬和羡慕的对象。
本文选编自《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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